最近，华为决定起诉美国政府，此举赢得广泛支持，就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都“举起拳头支持”。
王毅在3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义正严辞：“我们支持相关企业和个人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当‘沉默的羔羊’。”
在很多人看来，一家企业再强大，也不可能与政府为敌，但事实上，除了华为，之前包括三一重工、奥康国际在内的中国企业都状告过外国政府，而且赢了！
不仅在国外，即使在国内，这几年企业告政府的例子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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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海南省高院公布了“海南法院2018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儋州某不锈钢公司诉儋州市政府行政协议纠纷案”入选十大典型案例。
能入选十大案例，这个案件确实很有典型性，一方面是“民告官”，更重要的是，这个案件是涉及环保的行政纠纷。
案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2005年，儋州市政府与儋州某不锈钢公司签订合同，在儋州市某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年产50万吨不锈钢项目。
后来，因炼钢厂项目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008年至2010年，省国土厅多次责令该项目停止试生产调试，并给予相应行政处罚。
此后，该项目停止试生产调试至今。停产期间，其大部分炼钢及生产设备闲置，出现腐蚀、损坏的情况。
于是，该不锈钢公司将儋州市政府诉至法院，请求政府继续履行合同内容并赔偿其各项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1.5亿多元。
海南二中院一审认为，造成儋州某不锈钢公司涉案项目不能继续推进，未能正式投产、设备闲置的根本原因是环境保护问题造成的，不是因为政府没有履行搬迁安置义务造成的，驳回儋州某不锈钢公司的诉讼请求。
后来，该不锈钢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
这个案件中，企业最后并没有赢得官司，本不属于“民告官”的典型，但最后还是入选了十大典型案例，背后其实反映出一个问题：政府并不排斥“民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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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这个“民告官”案件中，企业最后输了，但是这几年企业赢得诉讼的案件也不少。
《法制日报》最近报道，山东一家企业，因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没法落地，状告当地政府，而且企业告赢了。该案也成为山东全省法院保护知识产权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2005年9月13日，安丘市人民政府与莱芜正泰钢铁有限公司作为甲乙双方签订投资协议，由乙方在安丘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承建长安路两侧沿街商铺和住宅的开发。
该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同意给乙方提供以下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免收土地契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营业税(含教育附加费、城市调节基金)、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用于项目市政设施投资补助。
协议签订后，正泰注册成立了置业公司并按照协议进行了开发建设，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该公司缴纳土地增值税4141406.92元、土地使用税978759.43元、营业税9711685.73元(含教育附加费272343.67元)、企业所得税4526207.33元。
后来，该置业公司要求安丘市人民政府依据投资协议约定第向其返还相应税款，但政府一直没给，于是企业把政府高了。
山东高院经审理认为，协议对税收优惠的约定符合行政规范要求，应认定有效，判定安丘市政府返还置业公司已缴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共计11160072.08元。
现在来看，这个案件的典型之处不仅在于“民告官”，而且很有普遍意义，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说一套做一套，企业投资后，就无法获得应有的补贴。
近日还有一个案件，也是企业赢了。
宿州市中院行政庭开庭审理了一起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案件，驳回黄口镇政府上诉请求，并依法要求黄口镇政府赔偿A食品公司40万元。
去年11月23日，南通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家企业不服海安市环保局行政处罚及海安市政府行政复议，把环保局局长丁国祥、市政府市长于立忠均送上了被告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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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告政府，有时候真的是被逼无奈，中国自古就有“民不与官斗”的说法。但2015年5月1日《行政诉讼法》施行后，企业开始敢告政府了。
《中国青年报》2015年6月份报道，《行政诉讼法》实行后，各地法院陆续通报了2015年5月立案情况。
天津，增长752.4%；上海，增长475%；北京，增长268.5%；安徽，增长162.5%；武汉，增长382.91%；昆明，增长290%……
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当时提供的数字显示，2015年5月1日至5月31日，全国各级法院共登记立案113.27万件，与去年同期的87.4万件相比，增长超过29%。从案件类型看，行政诉讼案件同比增长221%。
“民告官”案件为啥突然激增？主要是《行政诉讼法》恰好与立案登记制改革同步。
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投诉，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依法给予处分。
换言之，“不立不裁”的法官头上有了紧箍。
2016年，重庆市高院发布的《2016年重庆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显示，当年全市法院“民告官”胜诉案件925件，同比增长15.8%，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数达到历年最高值1113件。
2016年4月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文章指出，“民告官”数量增加说明群众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在提高，行政机关被诉数量增多，则折射出不少行政机关法治意识和能力的不足。
早在2007年，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就说过，权力不是谁给的，而是利益主体争取来的。很多政策原则怎样落实到具体问题上，还需要靠民营企业自己来争取、来奋斗。
中国很多企业告美国政府都能赢，相信今后告国内地方政府的企业也会获得法律的公正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