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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座谈会后，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信誓旦旦，投入巨资支持民企。有个说法叫“缺什么补什么”，其实反过来理解也对：补什么就意味着缺什么。
这个规律就隐藏在高层的讲话、银行的表态以及官媒的报道中，本文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读完之后，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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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11月1日，中央召开的民企座谈会强调：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
第二件：11月17日，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在中国金融风险管理2018年会上说了这么几段话：企业融资难，这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一直不容易解决呢?一个问题之所以反复出现，一定有体制上、机制上的原因。
我们现在说的企业融资难，主要指的是银行不愿意向一些企业发放贷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首先应该说清楚银行是干什么的?简单地说，银行的主要业务运作就是吸收公众和各类客户的资金之后再借给别人去用。借出去的钱要能够收回来，吸收资金(存款)要支付利息，借出资金(贷款)要收取利息。所谓的存贷利差就是银行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盈利来源。从这个角度讲银行为了“赚钱”，主观上一般不会不愿借钱给企业。
一些民营企业的出资人长期以来都或多或少缺乏一种资本意识，都没有意识到办企业、做生意是一定要有本钱(资本)的；企业办起来之后，生意做大之后，本钱(资本)是一定要不断补充和增加的；企业本钱(资本)不足，补充不及时，就只能主要靠借债过日子；借钱过多了，负债率过高了，还本付息的能力一定是要下降的。而还债的能力下降了，再想借钱、再要融资一定是会越来越难的。
解决企业融资难不能靠简单地垒加贷款，关键还是一定要解决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些年来一直都存在的过分依赖银行信贷的问题。一定要建立健全企业的资本(而不是资金)补充机制。
对民营企业来说，办企业要有本钱(资本金)的基本原理应该是同样适用的。搞无本经营、少本经营，也许可能成功于一时，但必然是难以持久的。这些问题不说清楚，所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说不清楚。这些问题不搞明白，所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目前的一些措施例如将银行的债权转为股权，要求对某些企业的新增贷款不能少于多少，允许企业可以无还本续贷，动员各方筹集资金为陷入困境的企业纾解困难，等等，都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应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为了防止经济增速下滑过快，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应急之策，这是需要的。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做法对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虽然会有一定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作用还是有限的，而且其中有些做法是不应该固化不应该机制化的。我们在对一些政策措施出台的必要性进行宣传解释的同时，也要把这些措施实行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问题说明白。
要坚持辩证法。例如无还本续贷的做法，只能是特定时期对具备一定条件的少数企业的一种债务重组方式，切切不能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借了钱可以百年不赖、千年不还的心理预期。如真是这样，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安全从何谈起?贷款存量的结构调整、增量的优化又如何进行?更重要的是依法治国所应有的契约意识、诚信观念和市场纪律都将受到不应有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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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11月29日，《新华社》刊发的题为“好企业‘得罪不起’”，差企业‘死给你看’：‘ 不上不下’民企遭抽贷挺‘冤’”一文中形容：民企贷款是一场跑不动的“跨栏”。
部分民企负责人感慨，尽管中央花大力气引导资金流向实体企业，但实际上，即便民营企业经营形势良好、债务水平可控、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比较高，想融资仍如同“跨栏”，要翻越金融机构设置的重重关卡。
第一道关卡：地域“特别关照”。
近年来，山东日照、滨州等多地都有企业破产导致银行资产受损的例，催生“一家出事，同乡连坐”的现象。以邹平市为例，有银行分支机构负责人透露，2014年当地企业长星集团破产以来，这一区域内其他企业融资整体被收紧。尤其是新增担保贷款，很难通过审批。
“现在银行总喜欢说区域金融风险，我们这里的企业要融资，银行基本上就不研究了。”邹平一家企业负责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冤有头债有主，为什么要不分好坏搞连坐呢？”
第二道关卡：行业“特别关心”。
一位民企负责人表示，公司推出的新产品属于装备制造业范畴，节能、环保效果突出。但由于公司主业属于“两高”行业，银行按照“两高”行业标准严格限贷、抽贷，“只要和受限行业沾点边，就要受影响”。
除“两高”行业外，身处产能过剩行业的中小企业融资也格外困难。多家金融机构负责人证实，此类行业金融机构通常只支持龙头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
第三道关卡：风险“特别关注”。
部分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对企业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往往不打招呼就限贷，甚至多家“一哄而上”抽贷，往往将一些企业的“小毛病”激化为“大问题”。
山东中部一位民企负责人回忆，公司接手一家破产企业的事宜“八字还没一撇”，就被银行抽贷18亿元。另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则更感冤枉：他肺部发现结节需要做手术，竟然也成为抽贷的“导火索”，企业10多亿元贷款被多家银行紧急抽走约4亿。在当地银监部门的紧急协调下，抽贷问题才暂时缓解。
山东省一份官方分析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约3937亿元，同比少增2059亿元；国有企业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98%，民营企业新增贷款仅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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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12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标题为“企业融资，新鲜血液不可少——对近百家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调查（下）”一文中写到：
“借钱变贵了。”在某省一家新能源公司做财务的李英，明显感觉到这几年企业融资成本在上涨。“2016年以前，银行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上打九折，2017年还能打九五折，今年则回到基准利率。”
像李英这样能以基准利率贷款的民营企业还算“幸运儿”。“虽然近段时间银行贷款利率稍微稳定下来了，但前阵子一直在涨。”另一省份某医药公司董事长刘成贵说，他们公司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资，“以前企业效益好，找银行贷款多少还给点优惠，今年可能是整个社会资金吃紧，各家贷款银行利率普遍上浮了5到10个百分点。”
“民企和国企在直接融资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待遇。”某大型零售商金融部门负责人李锴说，不论是银行间短期融资，还是在交易所发债，在相当条件下，投资人给民企和给国企的是两种价格。“差别对待增加了民企的融资难度，情况最严重的是今年4月，投资人甚至看都不看民企发的债，这对一些当时急需资金的民企来说会面临不小风险。”
“我觉得包括银行、险资、基金在内的各方，在评估上不应简单将国企、民企区别对待。到现在还有一些投资人搞‘入围名单’，不管你经营状况如何，反正民企不准入围，这种偏见应当纠正。”李锴说。
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也不容易。“银行能给我们的贷款额度在收紧。”某文旅企业负责人周珊彤说，“我们找银行贷款，额度上就会打折扣，放款也不能一次到位，而是要分几批发放，银行的解释是上级行对规模管理得较严。”
“银行的贷款利率大约在5.6%，这个利率我们能接受，对企业来说，能贷到钱、解燃眉之急才是最要紧的，但现在银行给的贷款额度都比较低。”某汽车设备厂负责人顾继宏有些发愁，他们今年和一家大客户签了1亿多元的订单，为了尽快投产，经多方筹款后，还想找银行垫资300万元，结果银行回复没有额度。
“银行说是上级行卡了规模，另外也觉得这笔贷款有风险。我向银行解释过，这家大企业信誉良好，回款及时，不会拖欠我们的款项，而且我自己企业的回款账户可以放在银行，还有什么担心的呢？但银行还是说不行。我觉得银行在风险评估手段上可以更灵活一些，仔细调研，不要一觉得有风险就干脆不做贷款了。”顾继宏说。
大型民企借钱越来越难，中小民企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公司规模小，除了用土地、厂房、设备等做抵押担保以外，银行还要求我用家庭资产甚至个人财产做担保，才能批给我贷款，‘有限责任’变成了‘无限责任’。”某农业设备公司负责人何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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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呈现这么多，其实就说明一个道理：民企融资的确有难处，高层知道并有指示，银行也有不给贷的逻辑。
甚至有人分析称：银行歧视民企是经济规律，银行“嫌贫爱富”，经济越不好，民企越得不到钱。
当民企的难处遇到银行的逻辑，该如何解决就成了难题？
其实，答案也是有的！
11月6日，央行行长易纲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反思之前的政策有问题给出了应对措施是：
易纲说，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近期，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措施，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吸取相关经验教训，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和强监管、稳增长的平衡性。
易纲还说，今后，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人民银行将注重实地调研，充分听取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意见；对需稳妥实施的政策，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对利于长远的规范措施，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避免“一刀切”，便于企业适应调整；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建议是：
在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眼前矛盾的时候，要努力避免为日后的可持续发展增加新的困难和障碍，尤其是要避免塑造一种不良的文化氛围，防止形成一种不健康的心理预期。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建议：
应进一步健全完善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机制，促进债权银行协商决策，对短期出现问题的企业能否增加支持、是否收回贷款等形成共同判断，以减少个别银行非理性抽贷、停贷行为引发市场震动。
“一放贷就面临终身追责的风险，那只有不放贷才是最安全的。”有民企负责人认为，当前一些银行在贷款审批上过度强调责任，又缺乏贷前尽职调查等科学的防风险措施，没有“一企一策”的精确判断，单纯以地域和行业为标准“无差别打击”。监管部门应当引导金融机构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价体系，纠正部分不合理规定。
看来，解决民企融资问题，绝不是靠银行等金融机构表个态就能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