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日，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在微博中发布了一段视频，控诉黑龙江省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这就是当年著名的“雪地陈情”事件。

一个月后，毛振华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做企业投了那么多钱，最后逼得我在雪地上喊冤说这件事，在社会上看是很不成熟的人，很不成功的人。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那么光彩的事……”

毛振华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雪地陈情”事件后，有一位人大校友说：“毛振华当老师这么多年，连中国的潜规则都不知道，这个企业该死……”。

一般来讲，如果不是正常的申诉渠道被人为堵塞，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一位董事长、企业家是没必要站在雪地里痛陈自己这些年来遭受的“苦和难”的。

所以，在类似事件里，企业家都是被迫的。不过，杭州最近采取的一个新措施，有望让这类情况得到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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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杭州在“新制造业”动员大会上宣布了一个措施：政府将抽调100名机关干部，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点企业。

研究多年政商关系的一见君发现，浙江此举在全国尚属首次。

浙江省委、省政府官方新闻网站浙江在线发布的新闻稿称，作为政府事务代表，服务重点企业，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开展信息沟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项目落地推进提供等全方位的保障。

据一见君了解，为了更好的协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企业都会设立“政府事务部”，阿里巴巴、娃哈哈、吉利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自不必说，在这方面的配置更庞大。

不过，从杭州直接派官员去企业做“政府事务代表”可以看出，杭州希望更深层次的为企业服务，提高对接的效率。

新闻稿称，为了打造良好的制造业发展环境，杭州将在减税降费、平台建设与提升、统筹产业招商与产业转移、完善服务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克难攻坚。

此外，为了营造氛围提振企业信心，杭州将每年召开制造业发展大会，完善先进企业、优秀企业家激励机制；加强政策整合与资金统筹，建立市委市政府制造业发展专题例会制度等。

上述很多政策都是直接惠及企业的，自然需要一个更“懂行”的对接人和政府相关部门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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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创造了全省56%的税收、65%的生产总值、77%的外贸出口、80%的就业岗位、90%的新增就业。

在8月22日发布的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有92家企业上榜，上榜企业数量连续21年位列全国首位。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好，很大一个原因和政府处理政商关系得当有关。

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公布，3日后，杭州市就出台了《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

杭州发布的《意见》重点突出新型政商关系中的“亲”字，更注重突出加强政商沟通和加强涉企服务力度，同时辩证处理“亲”和“清”的关系，倡导政商关系“亲不逾矩、清不远疏”。

《意见》对于处理政商关系做了详细的说明，比如，公职人员上门服务企业或开展调研活动，确有需要企业提供用餐的，可按照员工就餐标准在企业食堂安排工作餐。

这个《意见》还有一个“突破点”：建立“杭州市民营企业家智库”，作为市委、市政府决策的智囊团。智库主要由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组成。

9月7日，为表彰马云为杭州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杭州市委、市政府给马云授予了“功勋杭州人”荣誉称号。

马云在授予仪式上说，杭州市政府和阿里巴巴定义了一种全新的政企关系，为阿里巴巴创造了最初的生存发展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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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在杭州给企业派驻“政府事务代表”的决定发出前，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施意见》，在涉企政策的制定、评估和调整过程中，有关部门要主动听取企业家的呼声、建议和意见。

一般来说，在政府制定有关企业的政策时，企业家们都有很强的动力影响政府部门，使涉企政策更加合理和有效。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少有政府吸纳企业家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参与和影响涉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因为企业家深知这些政策会深刻影响企业的存亡和荣枯。特别是一些“卡脖子”的政策，可能会马上要了企业的命，因此企业不得不对此予以重视。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设立专门的公共事务或政府事务部门，主动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政策沟通，期望可以获得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可以看出，杭州给企业派驻“政府事务代表”的做法主动迎合了企业的需求。

马亮指出，大多数企业在面对政府时都“敢怒不敢言”，因为它们深知企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政府手中。当企业无法通过常态化的正式渠道影响政策制定和调整时，可能就不得不诉诸于这些非正式或极端的手段。

所以，其实毛振华也不希望“雪地陈情”，如果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制度性障碍扫除了，没有人愿意成为“窦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