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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橄榄球社会形态的原因？业界共识是：

1、国家除了控制大城市人口，还要控制大城市投资；
2、对权力进行逆配置，更多地把资源向中小城镇倾斜。
3、人往高处走，农村大部分青壮年聚集于此。

4年前，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这份顶层设计中，中央就提出：“特大城市要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使得中小城市数量增加，小城镇服务功能增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结果现在有了，以北京为例。

12月9日，《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8）》显示：自1949年以来，北京市人口规模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但2017年最新数据表明，北京市外来人口、户籍人口实现了双下降。

201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94.3万人，与上年末相比减少13.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16年的37.2%下降为2017年的36.6%。北京全市户籍人口1359.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万人，降幅3%。

北京人口减少不是个例。

根据上海市统计数据，2017年，上海常住人口为2418.3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7万人。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为972.6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了7.52万人。

截至2016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82亿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7.92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

这距离中央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还有2.65%的距离。这也意味着，从2017开始到2020年，还会有3664万农民洗脚上田走入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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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三四线城市是近几年内需增长的主力。

阿里巴巴最新财报显示，其年度活跃消费者为6.01亿人，净增2500万，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欠发达地区获取了更多新消费者”。

飞猪数据则显示，2018年在平台上购买过旅行产品的用户，有54%都来源于三四线城市。旅游也成为越来越多小城青年热爱的生活方式。

路透社年初还单独对中国千禧一代中小镇青年的消费拉动力盛赞有加。过去几年，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激增58%，他们在汽车、时尚和娱乐方面消费颇多。

不仅如此，摩根士丹利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私人消费市场将从目前的4.7万亿美元增长到11.8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的增长来自三四线城市。

一家国外汽车公司也在近期称，其第一季度在中国销售额中有32％以上来自三四线城市，而其中约45％的客户是90后。

根据在线售票服务商数据计算，去年三四线城市的票房收入增长22%，超过了一二线城市11%的增长率。

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开始“下沉”到三四线城市。魅族、OPPO、vivo等国产手机品牌近年来能拥有良好的销售量，一二线城市之外的消费者是重要的支撑。

中国未来十年三四线城市的赚钱机会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目前，把下沉三四线市场用到极致的平台有很多，比如众所周知的拼多多。　

将下沉市场收入囊中的互联网公司还在增加。谭思亮的趣头条以及北京的宿华和程一笑炮制的快手。通过锁定广大的“草根阶层”，赚得盆满钵满。

拼多多、快手、趣头条等“下沉哲学”是成功的，它们洞察到了那些曾一度被主流互联网巨头忽视的中国人。

在中国，三线以下的县城、乡镇甚至村一级的人群，他们生活节奏慢，但他们同样存在大量的娱乐、购物、资讯阅读的需求，而实际上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产品却相对较少。

从腾讯2017年的调研中，更突出地反映了下沉市场用户人群的需求。

调研显示，2017年，下沉市场用户人群在线阅读、在线看视频、在线听音乐以及在线游戏、广播等方面的需求都高于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整体水平。

《经济日报》新近报道称，过去三年，WiFi万能钥匙用户中来自三线以下地区的比例逐年提升，五线以下包括乡镇村一级的用户现在占总用户比例的18%。

当互联网人口红利在最优市场一二线城市日趋饱和，更为广阔的中小城市和县城成为新市场的参与者，相较于一二线城市人群，较低的房贷压力、日常开销和工作压力，让他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费。

据经济学人智库对中国286个地级市的统计分析显示，到2030年，地级市的居民人口中，高收入的比例将大幅增加，中高收入人群的分布将保持增大，三四线城市，目前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如今，“得三四线城市群体者得天下”正逐渐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