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正”三观

以前,马云说过:“要跟政府恋爱,但不要跟政府结婚”!现在,马云把企业利益和政府利…

现在的政商关系就是和政治家建立起一种“道义、事业、命运共同体”

这是「一见财经」第81篇原创文章

以前,马云说过:“要跟政府恋爱,但不要跟政府结婚”!

现在,马云把企业利益和政府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

最近的三件事就可以证明:

1、4月9日晚间,博鳌亚洲论坛举行主题晚餐会上,马云对美国喊话:“如果中美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为美国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可以提供1000万个岗位。但如果中国之间没有贸易了,那100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没有了。”

2、4月22日,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上,马云对中国“芯”病发表看法:“核心技术很难,但也不是高不可攀,我们错过了昨天的机会,我们再也不能错过明天的机会,我认为真正的大企业不是看市值有多大,而是担当有多大,不是看市场份额有多大,而是看是否掌握了核心和关键的技术。”

3、4月23日,2018中国绿公司年会上,马云提出“新三观”:“新时代的企业家光会赚钱肯定是不够的;必须担当起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责任,必须要有家国情怀。我总结成三个观:全局观、未来观和全球观,这是新时代企业家要有的‘新三观’。”

回顾马云最近的讲话,每一次都出现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而且都和关键人物同堂。

先说博鳌论坛那次。

当时,正值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的时候,双方都开始摊牌,美国扬言对中国10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中国也针锋相对,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除了政府,国内媒体和民众也都义愤填膺,大有和美国来一场真正的贸易战之势。

在论坛开幕式上,我们放了大招,宣布了很多重磅改革开放措施。

马云当时表示,一个国家如果由有远见的领导人带领,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有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除了现场“威胁”特朗普,马云还在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美国农户和中小企业家是贸易战的最终受害者,提法与官媒的很多说法异曲同工。

第二次是在4月22日的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上。

当时的背景是,美国在贸易战中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精准打击”,4月17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禁止向中兴通讯出口电信零部件产品,期限为7年。

“中兴事件”发生后,政府和官方媒体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呼吁,中国一定要造出自己的芯片,绝不能受制于人。

3天后的4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全资收购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布局芯片产业。中天微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大规模量产自主嵌入式CPU IP Core的公司。

又过了两天,4月22日,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马云在开幕式上表示说:“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就是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在别人的院子里面种菜。”

而就在前一天,顶层设计者在4月20日至21日中央召开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史上首次提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第三次是4月23日召开的2018中国绿公司年会上。

这次会议的召开看似没有什么特殊背景,但仔细观察,他是民营企业家们集中表态“政治正确”的最好场合。

这个会议虽然没有常委级别的官员参加,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一见君查询最近的新闻,这是高云龙首次在民营企业如此集中的论坛上亮相。

“我想现在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企业家数量最多、企业家地位最高、企业家经营环境最好的时代。”马云延续了他过往对政府的高度讴歌,他说,“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呼唤让我们心潮澎湃。”

马云表示,企业家不同于生意人,不同于商人,生意人是有钱就要干,商人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企业家却要以家国利益为重,以未来利益为重,以社会利益为重。商业是必须要由思想去引领的。

马云还说,新时代的企业还必须要积极参与风险控制,以及脱贫和环境保护的“三大攻坚战”。不参与“三大攻坚战”的企业,不具备“三性”的企业,即使你成功了,你也不可能赢得社会同行、员工甚至你孩子的尊重。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1月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将中国现在的顶层设计概括为“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

“三大攻坚战”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防风险主要防的就是金融风险,精准扶贫就是所缩小贫富差距,污染防治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不能走以前的老路。

就这三点来说,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都在积极响应,比如对余额宝“限售”,乡村教师计划以及“蚂蚁森林”计划。

著名企业家冯仑认为,目前政商关系主要有三种:

1、企业家和外部环境的关系,主要是指企业家和体制、政策、法律的关系。企业家离不开体制、政策、法律的环境。

2、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这几年的混改就需要处理好这种关系。

3、是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源远流长,历史上就一直存在。

第三种关系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是官商勾结,“我给你钱,你替我办事”。这种关系基本上都会死掉。

第二种是企业家什么人也不管,自己埋头做企业。当然,用这种处理方式的中小企业也能活,但企业大了就不能这么做了。

第三种,就是和政治家建立起一种“道义、事业、命运共同体”,自觉地在这个基础上,替党替政府替当事者、领导人去办事,但没有任何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

冯仑说,在这种关系下,企业活得好,也活得大,典型人物是鲁冠球、荣毅仁。

其实,现在中国依然有这样的企业家,在思考自己企业利益的时候,能够把它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一起。

“他们把党和国家、社会的利益,民族发展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冯仑说,在这样一种格局下的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是安全的、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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