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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5，当时还是中民投董事局主席的董文标带领30多家金融机构、25位董事长以及中民投部分高管去阿里巴巴和马云做交流，马云说了两句话：
第一、阿里巴巴既不是一个物流公司，也不是一家金融企业，而是一家技术企业。虽然这几年，支付宝对金融产生了冲击，但从未想过要颠覆金融机构。
第二、支付宝做的是毛细血管，金融机构做的是动脉系统。对于金融机构的冲击、变革，更多是希望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创新力量。
2019年7月底，《中国企业家》刊发了一篇名为《蚂蚁不想成为大象》的万字长文。时任蚂蚁金服副总裁黄浩表示，“蚂蚁（金服）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家金融公司，从来我就是家技术公司。”
这篇文章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你以为，在中国的金融与科技体系里，蚂蚁金服扮演的是超人一样的角色，骄傲的，无所不能的，孤胆英雄式的，但其实它希望表达的是，友好的，非攻击性的，甚至是自我约束的。”
当时，中国著名财经观察家秦朔表示，这是一种明显的“示弱”状态，它和阿里一贯的强势凌厉风格并不一致。
12年前的2008年12月7日，在“2008第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马云放出豪言：“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
不过，这些年，整个阿里集团并不像以前那样锋芒毕露，而是能收敛则尽量收敛。
近日，“蚂蚁金服”更名为“蚂蚁科技”，撕掉了身上的“金融”标签，要知道，在几年前，这个标签是很多互联网科技公司梦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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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在金融领域迅速膨胀，大有革银行命的架势。
互联网公司崛起后，快速向金融领域扩张，意图通过巨大的流量优势，在金融领域攫取更多利润。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美国几大科技巨头的市值都领先于阿里和腾讯，但在金融领域，它们一直比较落后。
2018年年初，《人民日报》以“权威访谈”的形式刊登对银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的采访，郭树清直言要收拾“庞大的金融集团”。
之后，国内金融监管风向大变，一众互联网巨头控制的金融平台纷纷更名或者业务转型。
或许只是时间上的巧合，2018年9月份，“京东金融”更名为“京东数科”。
而就在一年前的2017年2月10日，刘强东在京东集团的开年大会上还信誓旦旦：“在未来，京东金融不仅仅会有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很快，我们将会进入证券、征信，包括银行，总有一天我们会申请自己的银行，或者控股一个银行，这样我们才能够为我们的用户提供全金融的服务。”
百度也于2018年完成其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调整，将旗下“百度金融”正式更名为“度小满金融”。名字中虽有“金融”但和“百度”品牌做了隔离。
2019年9月，小米支付运营主体“北京小米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也更名为“小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所以，“蚂蚁金服”现在改名和“京东金融”一年多前改名的逻辑本质上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在于，京东金融面对监管压力，坚持的时间短，而蚂蚁金服因为体量庞大，“抗压”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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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金融集团的严监管始于郭树清喊话，但后来一直都保持高压态势。
郭树清喊话不久，2018年11月，央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明确指出，我国在实践中发展形成了两大类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点的机构：第一类是由金融机构通过投资其他行业金融机构形成综合化金融集团。第二类是由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金融机构，也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征。
第一类中，典型代表是中国平安集团，平安旗下拥有平安寿险、平安产险、平安养老险、平安健康险、平安银行、平安信托、平安证券、平安大华基金、平安融资租赁，实现了金融全牌照。
第二类就比较多了，比如蚂蚁金服、苏宁集团以及很多大型国企、民企控股的金融集团，详细分为5小类，其中第五小类就是“部分互联网企业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优势地位后，逐步向金融业拓展，获取多个金融牌照并建立综合化金融平台，如阿里巴巴、腾讯、苏宁云商、京东等。
2019年7月26日，央行发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包括蚂蚁金服在内的五家试点公司都需要向央行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这意味着金控公司的设立进入许可时代，不是以前那种入股几家金融机构或者买几个金融牌照就能成为金控公司，这意味着很多“金控公司”可能会被取缔。
2019年7月底，彭博社报道称，蚂蚁金服计划成立一家新的子公司，以此申请金融控股公司牌照。蚂蚁金服将由此被一分为二，分别设置在两个公司之下。其中：持有小贷、银行、保险等金融牌照的相关业务，划入新成立的“金融控股”旗下；金融云、风险管理等科技业务将保留在蚂蚁金服之内。
不过，该消息随后被蚂蚁金服否认，但同时它也承认，已设立独立团队研究金融控股公司相关要求。
现在，蚂蚁金服主动改名，不排除有“必须符合监管要求”的因素。
在中国，马云、马化腾、王健林、陈峰、刘强东这些大佬表面再风光，也只能在游戏规则内游走，而政府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