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全国两会召开还有半个月，在这个特殊时刻，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于2月16日召开。

这个会议不同于其他。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官网这样写道：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多次委托50人论坛进行专题研究，听取论坛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并做出重要批示。

《新京报》报道称，被誉为“中国顶级财经智库”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衔，汇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

不久前，中国经济50人论坛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换届，10位学者、官员成为论坛新成员：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外汇局副局长陆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中财办宏观局副局长张晓朴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余斌等10人。

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本届年会延续以往的风格：敢于直面问题，释放出来的信息尺度之大，让人震惊，而且还邀请媒体公开报道。

徐忠爆政策文件出台“内幕”

徐忠说：“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框架，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以此为指引，机关干部白加黑、5+2加班加点出台改革方案。社会上对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表示一些改革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审视这一问题”。

在仔细翻阅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后，徐忠称，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

徐忠解释，大部分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但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利，但文件的出台是有时限要求的，所以就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

徐忠称，被拿掉的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

“为什么会有以文件落实文件，一个原因就是上一级文件没把细节讲清楚，事实上多个文件出台，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徐忠表示，当然这可能也与中国的文化心理有关，不愿意把事情用老百姓能懂的语言讲清楚，也不屑于描述具体的过程，而是见大不见小，喜欢写大文章。

第三，很多文件仍没有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行政化手段去改变长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立法部门委托行政部门立法，法律、规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门之间自下而上沟通协调，负责起草文件的司长发现各部门意见不统一，不能写进法律里，只能大而化之，结果法律、规章制度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同样的规则因为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产生选择不同的效果，必然会扰乱市场预期，冲击市场信心”徐忠说。

楼继伟:不能行政运动式“去产能”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会上表示，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但又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关了再说。当然中央已经纠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层层往下越来越放大，这些都在纠正。”楼继伟说。

“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感觉负担沉重”他分析称。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他认为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张晓晶：民企是去杠杆主力，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在会上做主题演讲，标题为《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杠杆率风险的视角》。

张晓晶指出，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主要是来自于谁的贡献？是企业的贡献，也就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实体经济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升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下降。他认为，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因为中央在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时，重要的点就是去掉企业的杠杆，同时去掉地方政府的隐性杠杆。

具体来看，民营企业在企业去杠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企业杠杆率下降的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民营企业，因为大家发现，国有企业的微观杠杆率，也就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实际上在下降，总体判断去杠杆的贡献来自于非国有企业。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杠杆率的话，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私人部门杠杆率。这样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少见的，除了日本比较典型，就是公共部门杠杆率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其它很多国家都是私人部门超过了公共部门的杠杆率。

他表示，有人说国企杠杆率高是大的风险，有人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大的风险，但是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传统的体制。间接融资为主不是高杠杆率的成因。效率低下是传统体制的结果，而不是成因。

魏杰：稳预期就是保证居民财产安全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指出，现在有个现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就是因为预期不好，“稳预期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稳”。

魏杰表示，2019年有两件事值得关注，第一件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使全体劳动者从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人们有财富之后，最大的担心是财富安全问题，2018年人们预期普遍不好的重要原因，就是感到财富不安全，现在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所以比较恐慌。

他认为，稳预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要保证财产安全，“现在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财富怎么安全。”魏杰建议，我们在指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不仅仅考虑就业和增长问题，还要考虑老百姓财富安全。

“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宏观部门要思考的问题，怎么样保证人们财富的安全，因为40年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魏杰还指出，2019年如果房价真要大跌，估计更麻烦。

张维迎：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在发言中指出，在国有部门方面，国有部门退出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好，而私有部门和外资企业进入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越好。

“所有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张维迎补充道，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常一致。

张维迎强调，中国未来的增长须依赖于创新，尽管刚刚起步，但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高的这些地区，其R&D(注;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投入就比较高、研发密度也比较高，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也比较高，即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创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门来算，一个地区的政府部门越多，人均专利越少，越缺少创新性。

“国有部门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专利也越少。其它的数据跟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结论，凡是国有资产比重高的地方，工业R&D研发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资企业比重高的地方，R&D研发密度就高。国有部门高的地区创新能力就差，民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高的地方，创新能力就高”。张维迎说。

张维迎强调，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

写在最后

除了论坛成员新老交替之外，还有些重要变化。作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核心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其成员也悄然发生变化。

此次换届之前，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为吴敬琏、刘鹤，成员包括：樊纲、易纲、许善达、吴晓灵、蔡昉。换届后的新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不变，成员变为：樊纲、易纲、蔡昉、杨伟民、江小涓、隆国强、白重恩。

杨伟民、江小涓、隆国强、白重恩四位官员、学者入选新一届论坛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成员总数也比之前增加了2人。

总的来说，虽然今年年会的变化不少，但不变的也有很多，比如，还是自由选择座位，还是有很多发言者意犹未尽，茶歇时间还是那么不够用，以及还是不管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