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2日，新华社旗下“瞭望智库”发布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批评长和系撤走在中国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行为。
没过几日，李嘉诚回应：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
李嘉诚当时说：“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
时隔整整4年后，李嘉诚开始频繁与政治关联，在香港问题上频繁表态。不过，本轮表态，遭到官媒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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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李嘉诚到香港大埔区慈山寺为香港祈福。向特区政府和年轻人双方喊话，强调政治问题都有两方面，希望港府能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而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
此言论一出，就遭到政法委旗下的微信公众号“长安剑”的批评。“长安剑”发文称，香港首富李嘉诚上述言论就是“纵容犯罪”。
文中写道，“香港少数‘未来的主人翁’在街头非法集会、殴打路人…种种暴行不一而足。提出对这样的人网开一面，无非就是纵容犯罪。这可不是‘为香港着想’，而是看着香港滑向深渊。”
面对批评，李嘉诚基金会回应称，对此表示十分遗憾，并指多年已习惯了那些莫须有的指责，永远会虚心接受批评，但最为重要的是“宽容不等于纵容，不等于无视法律程序。”
北京日报随后发布一则题为《“网开一面论”被怼，李嘉诚急辩白再发声，却换汤不换药》的文章称，一边称言论被曲解，指责是莫须有的，一边又不忘找补两句。前后矛盾，词钝意虚，不免给人一种矫揉造作之感。
文章称，其（李嘉诚）口中“未来主人翁”是谁？侮辱国旗、打砸抢烧的暴徒？面对种种罪行，不谈惩治，却高呼“网开一面”，要求“大事化小”，如此无视法治的荒谬言论被批，何来委屈？
北京日报称，此时李先生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抛在一边，跳出来要求“体谅大局”“大事化小”，是为了“香港稳定”，还是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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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君发现，在本轮批评李嘉诚的节奏上，官媒基调高度一致——核心逻辑是，李嘉诚通过政治表态，为自己的地产生意谋利。
“长安剑”称，反修例运动背后的深层的社会根源，高房价无疑是重要的一个。在当下的香港乱局中，不少香港年轻人把房价高、租金贵的不满甚至愤怒发泄到了政府头上。这是搞错了对象。
文章称，让住者有其居，关乎民生，关乎700多万香港人的生计，翻看自22年以来的施政报告，房屋和土地供应一直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头等大事。如何让更多的香港人住得起房，始终是首席行政长官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最紧迫的那一个。
“可以说，任何一个设想如果变为现实，都将极大解决香港市民的居住问题。但是目前设想仍是设想，并没有任何变为现实的迹象，因为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文章称，各种利益集团打着“保护环境”“担心政府财政”之类的旗号出来，其实就是想维持香港的高房价，喊着最高尚的口号，来掩盖自己损人利己的目的。
新华社同样把评论的发力点集中到了房价上。
新华社9月12日发布评论称，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其中最突出、最迫切、最让人诟病的是住房问题，已到了痛定思痛、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文章称，面对逐年上涨、动辄每平方米20余万港元的高房价，香港基层市民和青年一代只有“望楼兴叹”，甚至连收入不低的中产市民也叫苦连天。这些人日日辛苦打拼，却难以分享到香港经济发展的红利，实在不合情理，也为社会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对于香港来说，解决住房问题，最直截了当的措施就是加大土地供应量，建造更多的公营房、私人居所。”
不过，在反对派的掣肘下，进行得并不顺利。在特区立法会上，反对派一方面大肆宣扬“楼价高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又以各种理由和借口阻止土地开发。
“反对派的政治目的不必再说，而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如意算盘，无非是以阻碍政府扩大土地供应的方式，或者抬高自己囤积土地的价码，或者改变土地用途，以谋取最大利益。”
人民日报9月12日发表的《解决住房问题，香港不能再等了！ 》的文章称，香港住房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土地，增加土地供应已经刻不容缓。香港不是没有土地，但政府手里地太少。
文章称，香港的土地主要囤积于地产商手中，长期不开发。“为公共利益计，为解决民生计，地产商是时候释放最大善意，而不应只打自己算盘、囤地居奇、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什么才是对香港未来负责？什么才是对年轻人‘网开一面’？这才是。”
人民日报称，在住房问题上，香港已错失诸多历史契机，不能再拖延。很多完全为香港长期公共利益考量的方案，或草草收场，或大打折扣，或至今搁浅，都称得上命途多舛。
究其原因，既有反对派在立法会的拉布，为反对而反对；也有地产商为既得利益，不断要挟政府、捆绑民意，这让整个香港社会陷入房子买不起又跌不起、不够住又建不起的泥沼。
官媒所指的既得利益集团是谁？仔细琢磨这些批评文章发布的时间其实就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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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李嘉诚说，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
“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可以看出，在商业和政治的关系看法上，李嘉诚和官媒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