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同时亮剑的关键时刻，5月14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专题协商会，聚焦“创新驱动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
对于此次会议，坊间人称：会议发言的尺度大到让人怀疑这个会不是全国政协开的，敢于直面问题。
另外，《人民日报》还用整版报道了本次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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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几位院士在会上的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
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核心关键技术有限，在诸多领域面临着“卡脖子”问题。某些产品被“卡脖子”只是直接表现，更深层次的根源是，我们在创新的环境和机制上被卡住了脖子，影响了创新能力。
对关键领域的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不足。比如芯片这一领域，世界发达国家的芯片产业，依赖于从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顺畅发展、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优势。
就我国而言，由于聚焦长远的系统性布局有所缺乏，基础研究总体上得到的支持偏少，而研究本身又往往停留在论文上；对于若干技术突破，即使在指标上已满足应用的需求，但在工程化方面受限于整体工业水平，往往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到了产业化阶段，企业长期抱有“能买就买”的心态，片面追求尽快获利，研发的动力和能力都不足。上中下游都存在缺陷，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院长吴一戎：
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研究链条不完整、相互分离，链条不长，已成为我国科技工作最为突出的问题。例如许多基础研究止于论文，中国的论文数量已居于全球第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量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一，而国家创新能力排名却只是第十七位，科技创新研究链条短。
再如，2007年起实施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大多是工程目标，虽然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这些工程建筑在他人的理论、方法、材料和器件之上的问题，创新链条不完整，有些技术仍受制于人，当前不断出现的卡脖子问题正是产生于此。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
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成果大多都集中在技术方面而不是科学方面，即使是在科学方面的重大成就也往往和大科学装置有关。在基础科学领域纯自由探索、不依赖大设备、大装置的原创性创新研究方面，我国与科技强国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其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对技术的重视远远大于对科学的重视。即使是关于科学，国家以及相关部委真正关心的往往是应用基础研究而不是纯基础研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
不论国企还是民企，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创新能力不强，鲜有创新成果。
创新动力不足是原因之一。有些企业，特别是有的国有企业认为创新是国家的事，本企业能把别人的成果用好，把产品质量管好就行，懒得去费那么大劲；有的认为创新是长远任务，花了钱也收不到成效，才不给别人做嫁衣裳；有的认为创不创新都能活。总之是不想创新，不愿担当。这既有企业领导的思想认识问题，也有政府部门引导不力、政策层面向企业传递压力不够有关，使得一些企业没有创新压力和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左宁：
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核心技术，不可能依靠简单的买他人现成技术或与他人合作一蹴而就，要坚持走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们在评价技术成果指标上，有时忽视自主可控，片面强调市场效益和技术先进性；有的对开源资源奉行“拿来主义”，把“共享”演变为“依赖”；有的用“国产化”“自主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授权”来表征产品的自主可控，但这些产品仍可能包含受制于人的技术“命门”。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会上说，创新驱动发展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科学技术对于任何国家、民族来说都是不二选择，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科技的作用更为突出。
结合当下语境，院士们和科技部部长的话值得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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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次会议聚焦主题来看，看似老调重弹，实则颇有深意。
其一、这是近百名院士委员首次受邀参加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
汪洋指出，近百名院士出席本次专题协商会，彰显了科学家在专门协商机构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在科教兴国中的影响力。
《人民政协报》刊文称，十三届全国政协共有两院院士委员105名，这次会上有79名院士委员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和分组发言，会前，很多院士委员提交了书面发言，并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参与讨论，形成了“百名院士委员议创新”的生动局面。
其二、《人民日报》透露，本次专题协商会有257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
2015年5月14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主席会议通过的政协全国委员会专题协商会工作办法规定专题协商会的出席人员规模约150人。
显然，这次专题协商会参会人数远远超过规定的150人，达257人。
其三，据一见君了解，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一般每年召开2次，会期1天，分别安排在第二、三季度。
一年只召开两次，而这次专题协商会是今年第一次，分量之重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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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专题协商会关注的议题，不是随随便便定的。要理解这种选题策略，还得从制度安排入手。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其中对政协专题协商有着详细的规定。
先说程序。
协商计划的制定，也有着严格的程序，起码要经历以下步骤：党委要会同政府、政协制定协商计划；然后政协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形成年度计划草案；党委会同政府、政协再次完善修改；政协主席会议审议；党委常委会议确定。
再说内容。
《意见》规定，协商内容，应当是“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的重要举措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各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等。”
而在专题协商会上及会后，则“应充分反映政协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委员视察、界别调研和民主党派调研等成果。会后，相关意见建议以政协党组报告、政协信息等形式报送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
可以看出，这是一条清晰的逻辑线——要提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协商过程中，充分体现提出问题、调查问题、解决问题的整套流程。
这也意味着，全国政协联组会的讨论，并不是走形式、走过场，而是能够提出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现实问题的。而在联组会后，委员们也确实带着交流中提出的问题，在充分思考、研究，最终才得以在专题协商会上以发言的形式反馈。上述这些有分量的发言，也注定会被职能部门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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