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征缴制度改革引发了公众对社保负担增加的担忧。

不过，上周召开的国常会定调，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要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同时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

新的定调让企业看到了希望，尤其是“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的表述值得期待，但到底能降多少现在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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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在几个月前，养老金费率已经降过一次了。

今年4月份，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自5月1日起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具体这样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19%的省，以及单位缴费比例已经降至19%的省，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截至2017年底）高于9个月的，可阶段性执行19%的缴费比例至2019年4月30日。

直白一点说，单位缴费比例超过19%的省可以降至19%，已经在19%的省份，继续执行19%的缴费比例，一直到2019年4月30日。

除了降低养老金缴费比例，还降低了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缴费比例。但都加了限定性条件，累计结余达到合理支付月数范围的停止下调。

人社部副部长游钧当时就表示，阶段性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的地区是有条件的，即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9个月以上。

可以看出，社保部门对于降低社保缴费比例是异常谨慎的，基本上是“挤牙膏”式的，所以企业感受并不明显。

最近，社保征缴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对社保负担加重的担忧，转由税务部门征收后，既不能逃避交社保，也不能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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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担忧是一方面，而中国企业税收和社保费率过高才是各界要求降低社保费率的主要原因。

海通证券最近发布的报告称，目前我国税收中的80%以上都是由企业承担，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企业税占比仅为34%、42%、50%和52%。

另据世界银行统计，2017年我国企业纳税规模占利润总额的比重高达67%，仅略低于巴西。全球比较来看，我国企业税费占利润的比重也明显偏高。

而从上市公司数据看，以增值税为代表的各项应交税费占到净利润的38%，而所得税占净利润的26%，各项税费合计占到净利润的64%。

不仅税高，而且费也高（主要指社保费和各种罚款）。

上述报告称，目前我国社保相关税费负担占税前利润的比重高达48%，居全球高位（中金公司的报告称是世界第二位），高昂的社保费率相当于强制储蓄，会抑制实体投资和消费，增加企业运营成本。

而最近社保征缴制度改革让企业雪上加霜，在没有降低社保费率的前提下，增加征缴强度，其实等于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据海通证券测算，按照目前全国各省社保费率均值38.8%，意味着若统一征收，企业、居民分别多缴2.02万亿、7400亿。据估算，2017年全国企业利润12.1万亿，多缴部分占其利润的16.7%。

现在来看，影响比较大的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之前一直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缴纳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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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人社部“挤牙膏式”的降低社保费率，一边是企业觉得社保费率居高不下，社保征缴陷入两难困境。

在5月份社保费率小幅下降时，就有人质疑可能会对目前收支平衡压力已经较大的养老保险带来更多的风险，人社部后来迅速否认这个说法。

不过，中国面临的养老危机是无法回避的，这才是社保费率不能大幅下降的本质原因。

由于中国社保欠账太多（具体可参见之前的文章《中国社保打补丁真相》）以及比其他国家更严重（老年人绝对数大）的老龄化问题，高层对松动养老保险一直谨小慎微。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2.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7.27%，65岁以上人口1.5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1.37%。

虽然从现阶段来看，中国的老龄化并不算最高的，但如果仅从参保人员的养老金缴纳者和领取者之间的比例（抚养比）来看，养老保障制度的整体压力已经极高。

去年，在职职工参保人数的增速明显低于离退休人员数量增速，2017年前者同比增长5%，而后者增长9%。

截至2017年12月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参保人数达到51255万人，其中领取养老金人数达到15598万人，达到30.4%。

从上述两个基本养老金的比例来看，中国的参保人员的总体抚养比已经很低，都已经低于3：1，甚至比OECD的部分国家还要高，未来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

另一方面，中国的整体出生率下降过快，2017年在全面放开二胎后，仍只有1.243%，甚至远低于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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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正在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养老金缴纳者的比例持续缩小。为了应对养老金的挑战，开源节流是政府主要的对策。

在开源方面，能马上见效的就是加大社保征缴力度，特别是将社保征缴划给税务之后，社保征缴的收入将进一步上升。

另外，国家也在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通过设立中央调剂金制度，中央政府将东部发达地区的盈余的养老金统筹到中西部，减缓相应的财政压力。

再次，大力发展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第三支柱的个人年金，从总体上减缓政府压力并提高个人的养老保障。

但上述“开源”项目中，绝大多数都进展不利，比如截至2017年，企业年金的参与职工为2331万人，仅占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5.8%。

从第三支柱来看，税延养老险于2018年开始销售，但纯粹的个人积累制养老金在市场在短期的发展也不可过于乐观。

还有一个“开源”措施就是将国有企业的10%股权充实社保，以对社保的存续性做最后的保障。但这个方案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这个方案在2003年10月就写进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2009年，国家要求按国有企业IPO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划转给社保基金，但后来执行不力。

2017年11月，《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落地，明确划转比例10%，2017年试点先行，2018年及以后分批划转。不过目前的进度却较为缓慢，10%的划转比例也不足以弥补所有的转轨成本。

开源不力，重点还要依靠财政补贴。2017年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补贴约1.23万亿，占到公共财政总支出的6%。

无奈，现在财政压力也大，就只能再向企业开刀了，通过社保改税扩大征缴范围和力度。